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对人的制度性约束成为当前反腐倡廉的重点。同时也应看到，除了将腐败归因于缺少监督，还应关注包裹在体制之外的文化因素。
　　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是我们传统的文化氛围，在这块土壤上，播撒着我们称之为互惠的种子，今天的利他往往蕴藏着明天的利己。当互惠这一熟人社会的传统仍然被视为美德，给亲朋好友帮忙等各种寻租行为都找到了道德合法性。在对职务犯罪的研究中发现，所谓潜规则大多依附于人际关系，人际的友情发挥着温水煮青蛙的效果，在“助人为乐”的道德行为中容易突破法律底线。
　　“面子文化”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人最怕被人看不起，有面子成为得到赞赏的标签，没面子也就成为失败的符号。如何获得面子，除了个人努力获得社会声誉之外，更多的人赞同用权力、金钱、社交圈等资源的扩张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特权在竞争中独占鳌头的时候，它与面子实现了完美的统一，以权力为中心的单一社会共识性目标不仅加剧竞争，而且理所当然地在社会比较中令急功近利者失去了罪恶感，仅强调动机和目的的合理性，忽略手段的违法，而近乎于群体极化的逐权逐利行为，往往与贪污腐败相生相长。
　　还有一种“过度补偿现象”，与我们文化中讲求未雨绸缪有关。很多人不理解，不少贪官的财富几辈子都花不完，何必要继续冒着法律风险去贪。研究表明这与缺少安全感有关。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它可能来自于曾经贫困并被人歧视的亲身经历，因过度自卑而追求财富，用以弥补过去的欲求不满，让自己生活得“踏实”；还可能与观察学习所获得的经验有关，特别是身居高位者一旦失势就可能门可罗雀，榜样的作用让有权者领悟到“机不可失”的道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分享权力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在今天它既表现为我们对权力者的角色期望，也体现为一旦获得权力对家庭的回馈。一方面，普通人在发展道路上需付出的成本越大，“权力分享”就越可能演变成心理绑架般的责任；另一方面，权力分享也可能异化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贪官有如被推上了金字塔尖，想要稳固长久，就必须服务于金字塔的基础。
　　社会转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不是单纯的经济转型和简单的利益重组，还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转型，还需要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完成上层建筑特别是价值观、文化传统的转变。反腐倡廉同样如此，制度建设固然不可或缺，廉政文化同样至关重要。文化存在着极大的惯性，批判地继承传统中可为我所用的廉政文化优秀成果，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法律上定性为职务犯罪的行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仍然具有道德、人情、互惠的标签；如果特权在我们的生活中依旧是面子的最高体现；如果社会竞争还是建立在不平等、不公平的基础上，那么反腐倡廉之路会仍然任重道远。
　　（马 皑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