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责任不能缺位，多措并举向“关键少数”传导压力

　　“2018年，你们系统连续发生3起处级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作为局党委书记，有何反思和警示？”

　　这是奉贤区纪委监委组织召开的2018年度部分党组织负责人述责会上的一幕。会上，该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党委书记、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分别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述责并接受现场质询。

　　“每个问题都直击痛点”，一场会议下来，奉贤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党委书记感到后背都湿了。

　　以“四责协同”为载体，上海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多种方式向“关键少数”传导责任压力，组织述责会只是其中一招。

　　“个别基层单位仍然存在政治规矩意识不浓等问题，党组应对有关单位及早应对，适时调整班子成员。”从去年开始，每年初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各区党组织“一把手”都会拿到一份长达数万字的政治生态分析报告。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如何，思想和组织建设情况怎么样，“一把手”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有没有落实到位，报告上一目了然。

　　“政治生态分析来源于纪委监委日常参会、谈话、专项调研等工作成果”，市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副主任李丕向记者介绍，“除此以外，根据巡视巡察、执纪审查情况，我们还有廉情抄告等多种方式与党委书记、班子成员沟通。”在他看来，党委履行主体责任，并不意味着纪检监察机关可以袖手旁观，监督责任同样不能缺位。“如果用球赛比喻，纪检监察机关需主动发好问题之‘球’，协助‘关键少数’履职尽责有的放矢。”

　　要将压力传导到位，离不开动真碰硬，敢不敢“黑脸叫板”，考验纪检监察干部的责任担当。去年，浦东新区纪委将5名敢于“黑脸”的街镇纪委书记评为优秀，同时对排名靠后的纪委书记进行约谈提醒，对连续两年排名靠后的提请区委作出组织调整。“压实纪委的监督责任，反过来也是在倒逼基层党委的主体责任。”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单少军说。

传导管党治党责任，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

　　“四责协同”，党委、党委书记可谓居于“中枢”，不光自己要扛责在肩，还要把责任传导给下级党委、党委书记。

　　2018年8月，上海海洋大学原副校长李延臣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李延臣曾先后在多所高校担任领导职务、班子成员，这充分反映出部分高校党委管党治党责任还没有真正扛起来。”针对部分市管高校主体责任履行不力、违纪违法问题多发的问题，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虞丽娟决定亲自带队与驻委纪检监察组组长一起到有关高校蹲点调研。

　　与学校班子成员和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个别访谈、与部分中层干部集体座谈……紧锣密鼓的行程下来，虞丽娟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在校属资产管理等关键环节究竟存在哪些风险隐患，虞丽娟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学校党委现场反馈，推动整改落实。“蹲点蹲点，既要蹲得深，更要点醒‘梦中人’”，虞丽娟说。

　　党委书记管党治党的责任意识提高了，分管领导的责任意识也紧紧跟上。“在我分管的领域里，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设备招投标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市教卫工作党委委员、市教委巡视员蒋红说起分管领域存在的风险点可谓如数家珍，“熟悉业务情况，正是我们履行一岗双责的优势所在”。如今越来越多班子成员像他一样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管好身边人身边事，既是政治要求又是业务工作，已成为共识。

　　抓住“关键少数”压实责任，才能最终以点带面，达到管住“绝大多数”的效果。对此，驻市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组长姜方平深有感触。担任该组组长一年多来，姜方平的目光没有离开过“关键少数”——定期召开季度例会，向市国资委党委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相关情况；对委党委班子成员“主动敲门”进行工作谈话，并将责任压力传导给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运用为零的市属国企进行调研指导，逐一约谈企业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层层压实责任。“上海国企有基层党组织1万多个，党员近20万，职工近200万，而我们组里只有十来个人，要想做好工作，就得先抓住‘关键少数’”。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上海国企党组织开始主动担当、落实并传导责任，如上港集团党委带动各级党组织制定个性化责任清单4500余条，并主动公开接受监督；光明集团党委将管理的199名企业管理人员防止利益冲突情况纳入廉政档案，并延伸至700余名集团三级及以下企业管理人员等等，管党治党全面从严的要求在系统内逐步落实，实现管住“绝大多数”的目标也越来越近。